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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出26个博士的村民不了解博士:肯定得年薪百万

未知 2019-09-09 18:25

博士墙

公德墙

村里的小学

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,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: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,以及哈佛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等校名。

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,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,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,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。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。

几年前,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。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,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,这样可以“省一点资金”。

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,对方答复得很痛快,“要得要得”。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,为此贡献出来,改作绿地。

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。

2015年的一天,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,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:博士墙。

在罗泽及眼中,博士是一种“文化资源”。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“耕读文化”,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,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。

他很满意这个位置——在必经的村口,距村里的小学近,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。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,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。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。

罗泽及认为,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,立在那儿“有文化氛围”,“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,读好书,出大才。”

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,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——“知识改变命运,文化孕育美德”,“勤耕重教,耕读传承”。

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。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:耕种,养家,供养后辈上学。

在村里工作26年,他亲眼看到,在一个普通的村庄,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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墙上的那些主角,早已远离家乡,有的在大学任教,有的下海创业,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。

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,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。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,整个浏阳市分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乡,南乡盛产花炮,西乡有花卉产业,东乡有林业资源,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。

在秧田村,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: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不用再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,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。

对村民屈伟员而言,供两个孩子上学,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,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”。

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。

2003年,屈婷考入南开大学,一直读到了博士。毕业后,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。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,成为公务员。

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。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,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——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——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。

“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。”屈婷说。

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,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、洗头、洗澡时,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。

从城里回村时,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,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——那时,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,不认识卫生纸。

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,后来她承认,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,“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”。

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。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,一学期费用20元,被父亲拒绝。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。

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、罗洪浪两兄弟来说,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。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,村民们白天农作,夜晚织布,直到午夜,整个村庄仍然不眠,家家户户传来的,都是“咚咚咚”的织布声。放学写完作业,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。

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。冬天,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,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。村里电压不稳,电流时断时续。寒冷的冬夜,半夜醒来发现有电,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。夏日更加难熬,为了省鞋,赤脚走路,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。

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,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、织布、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,等到开学,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。窘迫时还需举债。

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。那时,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。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。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,成绩仅次于他。因为妈妈过早离世,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,黄立平不得不辍学。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。

2

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,黄立平十分感慨。他当时并不知道,放弃求学,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。

他仍在家里务农,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。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,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。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,四姐妹里,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,是“混得最好”的一个。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,“车子都是宝马,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”,而自己最辛苦,又赚不到什么钱。

作为一名小学生,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。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,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。

有一天,她跟妈妈承诺,一定发奋学习,“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。”

墙上的那些名字,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,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。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,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。

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,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。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,屈伟员参与了设计,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“现代”的小楼。

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。在村民们看来,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“出了读书人”。

早在2000年,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,“哪一家出了大学生,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。”

为了鼓励小孩读书,每年高考成绩揭晓,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,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。去年,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,范围也扩大了。产生博士的家庭,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“书香家庭”的牌子。

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“博士匾”。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,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,进门即能看见,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,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:“恭维(意为恭喜——记者注)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。”

3

对于这种礼遇,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。他们认为,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,存在着偶然性。

屈婷觉得,“学习好”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。

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“不是读书的料”。女儿成绩越来越好,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。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,最初成绩不佳,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。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,屈伟员火了。“你要么读好,要么不读,不读把(宿舍里的)被子拿回去。”屈伟员跟儿子说,“反正有你姐一个了,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,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。”

自此,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。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,后来发现不是。“他就是这么想的,因为家里挺困难的,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,你读好了我供你,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。”

“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。”屈婷觉得,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,是件“神奇”的事情。如果弟弟稍微沉沦,放弃读书,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。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、抢劫等问题坐牢。她认为,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“自证意识”,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。她在城里读书时,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,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,“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?”“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。”

这些让屈婷反思,在农村,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,也更多停留在“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”一层。另一方面,她也清楚,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,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。而且,“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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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现在,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。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,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,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,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,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。

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,都没上过大学,但都接受了教育,一个高中毕业,一个读了技术学校,“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。这就叫重视教育。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,也要送孩子去学习。”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,即使是做生意,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。

“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、最一般的途径,努力读书、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、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。”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。

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,培养自己的下一代。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,“咬着牙也得买”。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,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,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。

在秧田村,有近60%的劳动力外出务工。这几年,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,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,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,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,但这里更适合养老。如果村民留在家乡,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,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。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,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。

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,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,“实在受不了了”。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,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,不得不回家。在当地织布厂上班,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。

“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。”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,回乡时,他对村干部建议,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,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。

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,“没办法,只能一点点去突破。”她还想过,老了之后,就回村里教书。

去年,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,20多万元,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。一位村干部说,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,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,而是给从小成绩好、有特长的“潜力股”。

博士墙设计时,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,有人穿着学位服,有人仍是便装。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,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,再钉到墙上固定。每个人都希望,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,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,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,每天都能看到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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